现在四十来岁的渭南人中，知道60年代初渭南还有一所师范学院者，可以断言：寥寥无几。

一

渭南师范学院是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采取的方针是：边筹建，边招生，边教学。体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省教育厅高教局党组任命原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陈士斌为渭南师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原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崔化民为党委副书记。他们率领了从陕西师大等高校和渭南大县抽调的五十多名行政干部和教师，来到了渭南县西郊的杜桥，散居在县文化馆和几十户农民家中，开始了紧张的征地、绘制平面图、采购建材、联系基建队等筹建工作。那时，渭南县是三门峡水库的渗透区，是不允许搞高层建筑的，校舍规划一律是平房。说句实话，在各行各业争相“跨上跃进马”，抢着上项目的疯狂年月，就是准许修建高楼大厦，凭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创业者，使尽浑身解数，也别想搞到钢材、木料、水泥之类的基建材料。

我是陕西师大主动申请参加筹建渭南师院的。因为我的家在潼关县，当时是渭南大县的一个公社。我衷心愿为发展桑梓的教育事业尽点绵薄之力。我到筹建处报到的第二天便被派到华阴三门峡库区，采购移民们拆掉房屋而运不走的旧木料。白昼，头顶烈日，在满目凄凉的残垣断壁间穿行，给一堆堆被烟薰黑的檩条、山柱、椽子上用粉笔写上“渭院”二字，表示它们已被采购。夜间，和库区的留守移民同住在八面来风的草棚里，在如豆的油灯下拨着算盘，算帐、付款。在完成采购旧木料的任务之后，时隔两日，又被派到铜川南边的黄堡小镇去订购水泥。我住进一家生产队开的小客栈。这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院子，有12间半边流水的厦房，虽属砖木结构，却岌岌可危。山墙裂开的缝可伸进拇指。背墙的上端向外倾斜，用几根椽子顶着。房间低矮，举手可触斑驳的纸糊顶棚；光线不足，白天看书写字必须点上蜡烛；地面潮湿，墙角、床下长了许多半尺高的“狗尿苔”。店老板是位半老徐娘，脸黑得赛锅底，嗓子象破锣，令人望而生畏。那年月，水泥是紧俏物资，我们又不是计划供给的单位，要搞几百吨，谈何容易。况且不象现在，既不许送礼，又不准设宴，更不能给塞“红包”，只能强拉关系，乞哀告怜。我每天早上八点前赶到厂供销科门口。等人家开了门，尾随其后，帮他们扫地、抹桌、打开水。干完这些之后，找个空位坐着，随时听候差遣，充当着驯服的临时工角色。尽管我在心里窝火，但是脸上还得笑容可掬。就这样蘑菇了半个月，才订购了300吨400号水泥。接着又去火车站联系车皮。任务之艰巨不亚于搞水泥。我仍然采取献殷勤的办法来拉关系。皇天总算不负有心人，用了一个星期就弄到了车皮。由于这次任务完成得好，回到筹备处，几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大跃进的时代，产生大跃进的速度。基建工程进度神速。三个多月，不仅盖起了办公院的“工”字房，还盖了两栋宿舍、灶房和厕所，总共50余间，700多平方米，把散居农家的筹建人员收拢到了一起。赶九月开学之前，2座教室、理化实验室、图书室和20多间学生宿舍都如期竣工。虽然如此，也只能容纳两个系的两班学生。眼看就要招生，只好向外求援，在原渭南师范学校和地委党校，各借用了10多间房。这两个地方一在南边十来里的半塬上，一在东边十来里的老城街，和杜桥的校本部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因为渭南师院当年未被纳入统一招生的高等院校，只好在全省高校录生结束之后，直接到各县去录取落榜生。那时候县里好象没有招生办公室，考生档案都在县教育局。8月底，渭南师院兵分三路去招生：一路去陕南，一路去陕北，一路在关中。我被分配去西府。不到半个月，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系各录取新生40名。这些被其他高校拒之门外的考生中，可以分为2大类：一类是成绩优异，由于政治条件不好而被淘汰的应届高中生;一类是成绩差的“调干生”。对他们来说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学生入学以后，尽管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是无需进行专业思想教育，不但一个个安心满意，而且学习都很刻苦，校风学风无可挑剔。

二

先天不足的渭南地区唯一的高等学府，从诞生到寿终正寝的三年里，师生员工们所受的恓惶，现在说来，青年们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难以置信。教学方面虽有种种困难，可是，因为有陕西师范大学的支援，所以比较容易克服。最难的是生活问题。

每人每月28.5斤粮，如果放在今天，的确不算少。可是，在困难时期，为了勒紧裤腰带向老大哥还债，把肉类都送到了苏联。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到普通的老百姓，几乎都是“三年不知肉味”。副食只有白菜萝卜，就这还是限制供应。人们的胃肠长期不见荤，一天到晚饿得发慌。不少人由于瓜菜代，脸上变成菜青色，继而患了浮肿病。

我是中文系的政治指导员，每天课余时间，经常带领学生到学校周围的农田拣拾玉米杆，刨玉米根，用它来做“人造肉精”，美其名曰：“改善生活”。利用星期天到渭河北去买白菜、萝卜。那时候，公社害怕本辖区有人饿死，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准把菜卖给外单位。我们便背着公社的干部，偷偷和生产队商量好，白天“支农”分散到各队劳动。夜深人静时，才把白菜、萝卜装上架子车，披星戴月，衔枚疾走，做贼一般，生怕被公社干部发现。当时，渭河上边没桥，还得坐船，等到过了河，天上的星星几乎屈指可数。在拉架子车时，学生们不愿驾辕和拽稍，都争着在后面掀车。这倒不是避重就轻，奥秘在于后边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棵白菜被掏空了芯儿，萝卜更是被生吞了不少。第二年春，学校开展了生产自救，在已征购了的几十亩空闲地里种上了小麦、豆类和蔬菜，师生员工亦学亦农，轮流作务。从此以后，日子便好过得多，每月给大家补助3斤粮票，此外还分给一些豆子、蔬菜。这年冬天，不论教工还是学生，晚上都围着火炉，有的炒黄豆，有的煮萝卜，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害浮肿病者日见康复。

1963年，国家实行整顿，大专院校也在其列。初具规模的渭南师院，送走了她的第二届学生，便被宣布“下马”停办。为这所短命的学校曾经含辛茹苦的教职员工，饱含热泪，四分五散。校园被几个单位瓜分，校产分赠一些中学和师范。渭南师范学院很快从地球上消失了。然而由于领导们走得仓皇，散得急促，竟没来得及组织几个人把她短暂的历史著之竹帛。

三

渭南师范学院虽则只有三年寿命，也只招了两届学生。但是，她对发展葡京国际平台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却不可磨灭。这两届毕业生，都参加了全国分配，而且多数去了边疆和穷困的陕北和山区。1995年春节，有几位渭南师院毕业的学生，给本省和从外地回来过节的同学发了联系信，正月初五搞了一次校友聚会。我有幸被邀。他们赠给我一本“通讯录”，我十分高兴地从中看到，这些学生大多数都在教育战线。他们有的是副教授，有的是高级教师，有的是中学校长，有的走上了比较重要的领导岗位。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的王昙，现在是延安地委党校的教授，出版了几本专著，被提拔为副校长。第二届毕业的王志伟和封漫潮，分别担任渭南市委书记和安康行政公署专员。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的韩新民，曾任山东省淄博市市长，1995年被调到国家工商局任副局长。第一届化学系毕业的吴崇信原是中共葡京国际平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还有的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任党委书记和厂长、经理。我并不因他们当了什么领导而骄傲，而是为渭南师院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保证了教学质量，给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感到欣慰。

时间过去了33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我，已是满头飞雪，记忆力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减退。所回忆起来的东西，可谓挂一漏万。目的不是填补渭南师院没有校史的空白，不过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如此而已!

(作者：赵明理，系原渭南师专副校长、渭南市委党校校长，此文章收录于《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收稿日期为1998年4月15日）